我们的经济得了鲍莫尔成本病吗?

我们的经济得了鲍莫尔成本病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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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鲍莫尔病?

它不是人体的疾病,是经济学理论,由威廉・鲍莫尔 1967 年提出。

鲍莫尔不是病人,但称得上是一个怪人,早年读马克思,对艺术情有独钟,高产作者。

很多人以为他专门研究宏观经济、社保医疗才搞出来这个理论,其实是一种“意外”,他的灵感来自表演艺术的困境:歌剧、四重奏为什么越来越贵,剧院越来越难以生存。

从成本的角度说,经济分成两类部门,一类是进步部门,比如制造业,人力减少,技术进步,同样人力产出越来越多;

另一类是停滞部门,比如教育、医疗、文艺、养老,很难压缩人力,四重奏以前四人表演,现在还是四人。

但有一个方面会趋同,进步部门拉高了工资,停滞部门也会跟着涨,于是,服务类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。

如果这类部门在经济里的占比高,整体经济的增长可能被拖累,这就得了鲍莫尔病。

中国有没有这种趋势?

也有。

只不过表现的不同,多了一个停滞,居民收入中位数好几年在原地踏步,而国企指令性的水、电、气这些公用事业价格在涨。

这一轮水电气涨价,深层的驱动力在财政。

土地出让金的下降太快,越来越不能指望,2021年峰值8.

7万亿,是一个从地上捡到的大元宝,但高盛按下降的速度测算,到2035年,大约只剩下了四百亿,还不够办公室精英喝茶的。

话又说回来,过去低廉的公用事业价格,在很大程度上,有房地产相关收入的隐性补贴维持,补贴来源缩水了,也没有太好的选择,成本便自然向终端居民转移。

一线城市自来水价在近两年的涨幅可达 20%至30% ,全国上百个城市上调了居民气价。

所以,中国的情况是“财政成本病”与“鲍莫尔成本病”的叠加。

道理能讲清楚,但从居民的角度看,工资没怎么涨,刚性支出增加了,这里就有了一个潜台词,既然是“财政成本病”与“鲍莫尔成本病”的叠加,那就别指望财政的转移支付。

那么 ,普通人怎么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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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地说,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适用所有人的办法,所有专家给你的办法都不是办法 ,都有一个前提——有钱。

也许只有少数人可以突围:那就是让自己的劳动进步,变得不可替代。

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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